文｜vb动脉网

每年的6月高考、中考前后，学生因压力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新闻并不少见，更有不少人在此之前已经因为严重心理健康问题放弃学业。在刚刚过去的某市中考，因某科考试难度过大，考生嚎啕大哭，各校紧急下发通知要求家长老师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安抚的消息瞬间破圈儿。

曾几何时，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离我们还是一个较为遥远的话题。偶尔听到的传闻，也不过是茶余饭后的八卦谈资。但近年来，我们惊讶地发现，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负面案例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频繁，年龄越来越小，严重程度越来越高，信源也从以往转了几手的“听说”变为了对身边例子的“目睹”。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恐怕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糟糕的时候”，这是去年4月，一位曾任职于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的博士在演讲中做出的评价。即使最不敏感的人恐怕也能够清晰地感知，解决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不容乐观，痛点密布

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呢？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揭示，青少年抑郁风险高于成年人，约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同时，抑郁风险低龄化趋势十分明显，初中阶段检出率已达30%，更为夸张的是，以往被认为无忧无虑的小学阶段抑郁检出率也已高达10%。

一位西部某市的精神科医生在不久前发帖也提到，某市重点高中某班54人中有18人查出抑郁，其中5人更是达到了重度抑郁的程度。

来自一线临床的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专注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开欣医疗的连锁精神科诊所遍布上海、杭州、郑州、长沙、南京、沈阳、深圳等地，慕名前来寻求帮助的孩子和家长络绎不绝，数量上呈现明显的增长。据统计，2022-2023年的一年时间，门诊已达8564人次、产生治疗记录20183条，上海诊所节假日最高峰时心理咨询（治疗）日均时长数达45小时，各诊所同比平均新增人数48%；在年龄上也出现了明显的低龄化趋势，儿童青少年患者占总患者数的80%。

一般认为巨大的学业压力是近来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严峻的主要原因之一，关于儿童青少年学业压力的荒诞场景近来屡屡破圈。比如，罹患呼吸系统疾病的小学生在医院一边输液一边做作业；又比如某地小学生被各种兴趣班占满周末休息，日程安排需以分钟为单位严格执行；这些即便在经历过社会毒打的成年人看来也太过夸张，以至于让人怀疑其真实性的场景正以越来越密集的频率传遍社交网络。

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中国精神科杰出青年医生、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张晨就向动脉网表示，儿童青少年心灵健康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社会教育等很多方面的问题共同导致。

“一些家长基于自己以往的认知，可能认为孩子只要考上好学校，将来就能够工作又好又赚大钱。这就导致学习功利化，家长逼着孩子‘学不死就往死里学’。对学习的错误认知是导致孩子出现心理健康问题非常重要的来源。这个来源很多都和家长密切相关，所以，在精神科医生当中经常会说‘父母有病，孩子吃药’。”

除了学习压力，很多家长也会将日常工作生活导致的压力在无意中释放给孩子。

近年来，国家尤为重视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2019年，《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年）》要求形成学校、社区、家庭、媒体、医疗卫生机构等联动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

2021年，国家卫健委正式设立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将开展儿童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常见的心理问题防治研究纳入工作职责。同年，《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又通过多种措施降低中小学生的学业压力。

高妍表示，这些措施的确起到了预防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作用。“我的孩子在学校每周都会有一节心理课，这在以前是没有的。课上会有专门的心理老师带着孩子们做一些心理课程，包括冥想、减压以及艺术疗愈等。”

同时，中小学校也在陆续开展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工作。一些有心理健康问题倾向的孩子得以在较早的时期被筛查预警，从而获得了在进展初期就得到干预的机会。

尽管如此，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干预仍然面临诸多痛点。最为明显的便是相关医疗服务能力的严重不足。一位通过学校筛查后发现孩子抑郁倾向的家长在带孩子就诊时却发现，儿童精神科门诊爆满，挂号排队需要等到几个月之后。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精神科医生数量仅6.4万人，其中，儿童精神科医生数量更为匮乏，在2022年也仅有500人左右，面对当年超过5000万的患儿，简直杯水车薪。

针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干预与成年人心理干预有很大的差异，非专业人士无法胜任。张晨向动脉网介绍到，这是因为成年人的自我认知是完整的，清晰地知道自己的需求，但孩子对自我的认知还不完整，仍处于混沌状态。一旦不了解儿童青少年的特点，变为教育孩子就在所难免，而这恰恰是儿童青少年最反感的。

此外，不同于其他门诊，精神科治疗耗神费力，精神科医生每天只能完成4-5个患者的心理治疗。与之相矛盾的是，患者往往需要接受每周约一小时左右的心理治疗，一个治疗周期短则半年，长则需要长达两年时间。

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医疗资源的不足。

除了服务能力严重不足外，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治的各个环节也存在其他痛点。以筛查举例，目前仍采用医生经验结合心理量表的形式，这种方式一直被认为过于主观，筛查准确度较差。

高妍表示，有两个原因会导致量表结果出现偏差。其一，量表题目特别多，孩子如果主观配合意愿不强，可能胡乱填写，无法获得准确的信息。其二，假设孩子愿意配合填写，但量表往往是追溯过去一个时间阶段的状态，孩子无法回忆当时的状态，同样无法呈现准确信息。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早期非常隐匿，父母不是特别细心，或者有足够多的专业知识很难发现，一旦发现一般都是中度抑郁。甚至直到这个时候，父母都不相信。”她表示。

治疗阶段同样有无法解决的痛点。以儿童青少年抑郁及焦虑为例，共有心理治疗、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三种方式可用。

药物治疗是目前较为普遍的治疗手段，但针对儿童青少年抗抑郁和焦虑的药物存在市场空白。由于青少年尚处发育期，药物敏感度很高，导致他们的药物副作用比成人更为明显。

因此，目前所能选择的几种药物均属于跨人群使用，选择它们的原因不是因为效果更好，而是因为其副作用相对更低。即便如此，这些药物也可能会导致患儿在用药期间认知和学习能力显著下滑。

物理治疗主要包括电刺激和磁刺激。不过，物理刺激方案如果没有针对个体进行个性化处理，治疗效果良莠不齐，但个性化恰恰又是最大的临床难点。

最后则是心理治疗，主要依赖医生。如前所述，由于专业人员奇缺，心理治疗往往需要等待数月才能挂号治疗。

显然，要解决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难度极大，需要新鲜力量的介入。

尚待发展，数字医疗或可化解“不可能三角”

在精神心理健康领域，数字医疗因其较小的副作用被认为有广阔的发展潜力。尤其是数字疗法，精神心理健康是其最为重要的发展分支之一。数字疗法可以独立使用，以软件的方式直接干预进行治疗。在这个人手一部手机的年代，这种干预方式或许更容易被接受。

过去多年的临床实验证明，数字疗法在应对现有药物治疗不能很好解决的行为介导病症（比如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戒烟、Ⅱ型糖尿病和失眠）时有着较为显著的功效。对于这些病症，传统的药物治疗用处不大，反而极易导致药物副作用。

不过，国内针对儿童抑郁和焦虑的数字医疗产品并不多。根据动脉网的报道，这些企业主要在筛查和治疗等阶段进行探索，比如筛查阶段的领本机器人，以及治疗阶段的未名脑脑、易心安等。

在筛查阶段，数字医疗被认为或许可以提供比当前所采用的量表更为客观的评估方式。

高妍向动脉网介绍到，未来数字医疗在筛查预防阶段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更加客观的生物标志物，加上现有的形式，从而辅助早期筛查：“抑郁焦虑本质上仍然是大脑的一种疾病。目前，通过AI对生物标志物，比如眼动、语音乃至脑波的检测也有了一些进展，未来一旦成熟，相信可以结合现有量表的形式辅助筛查。”

张晨则表示，目前孩子的很多社交行为都是在手机或者儿童手表上完成的，或可将这些端点作为第一线的筛查工具：“比如，在手机游戏中植入AI，通过对他在游戏中的各种行为模式，包括文字、语音等进行分析，对异常征兆进行预警。比起现有的筛查手段，这种方式融入日常，或许更为精准。”

这并非异想天开，事实上，除了筛查，电子游戏在实践中被发现在某些情形下确实可以有效地释放压力，改善心理健康状态——尽管理论上它并不应该具备这种功能。2016年，当时知名的新媒体VICE曾介绍了苏格兰歌手Hamish Black通过玩电子游戏治疗抑郁症的真实事件。

Black在采访中表示他找到了一个能理解其所经历的游戏。他就像游戏中的主角，在一个对他的存在无动于衷的世界中生存和发展。“有一个游戏向我反映这个想法是我觉得抑郁症避免复发的最大原因之一。”

并不只是Black有这样的感受，在相关游戏的社区中，也有一些玩家对此表示了认同。

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说，这顶多算是一种偶然，无法套用到所有的场景下。因此，更进一步的则是开发功能性游戏，进而发展为游戏化的数字疗法。

所谓功能性游戏是一种区别于传统游戏的特别游戏种类。其目的不是为了娱乐玩家，而是在娱乐性的基础上追加实用性。让玩家在进行游戏的同时也可以感受或者学习到更多的内容，拥有更多的教育意义或者实用功能。

至于数字疗法则向医疗应用更迈进了一步，它属于数字医疗的范畴，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和软件应用来提供医学干预和治疗的创新方法。它结合了医学、科技和数据分析，旨在改善患者的健康状况、管理疾病和促进康复。

国内知名游戏企业波克城市旗下波克医疗早在2022年就拿下国内游戏产业数字疗法第一证，其也曾于2022年在JMIR Serious Games上发表临床试验结果，证明游戏化数字疗法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无法获取线下服务干预的前提下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主观幸福感并减少焦虑。

临床试验的结果表明在线心理干预（如填色游戏）对特定时期的心理健康是有效的，同时，在已有商业游戏中嵌入科学的心理干预措施是可行的，可以填补心理危机方面的空白，并在特定时期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服务。

在治疗阶段，高妍旗下的未名脑脑也正和安定医院合作，结合临床痛点探索数字医疗赋能：“临床医生有一个很迫切的需求，希望能够帮助临床辅助检测，给每个病人推荐个体化的药物治疗方案。我们通过包括脑机接口、医生经验等多维数据构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来帮助医生找到更适合患者的药物治疗方案。目前已经固化下来，正在申请医疗器械。”

截至本文发稿，未名脑脑的基于多维多组学数据分析的抑郁症精准诊断系统——A02脑电数据处理软件已在北京获批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另外一块，我们也在研发神经调控等物理治疗手段。当然，也是个性化的精准治疗。”

在辅助医生方面，张晨认为数字医疗也可以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帮助解决目前的困境。

“一个是‘数字人’，比如说如果可以训练出一个医生的‘数字人’，就可以在最初的阶段辅助医生处理一些咨询，把想要了解的一些问题聊清楚。虽然它不能代替面对面的心理治疗，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缓解现有相应医疗资源的不足。”

“对于心理治疗后的文书工作，数字技术也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降低医生的负担，从而也能释放出一定的医疗资源。”他补充道。

“另外一个则是‘数字玩伴’，也就是说AI扮演了他的一个线上玩伴，不仅可以起到陪伴的作用，倾听孩子的心声，也可以给孩子更多的鼓励，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给孩子一个积极的人生态度。一旦发现有出现问题的征兆，也可以提前给予预警。”

除此以外，数字医疗在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健康领域还有很多潜力。当然，把潜力变为现实则是另外一回事。这需要时间，更需要全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恐怕很难想象当前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健康问题的严重性。需要指出的是，包括数字医疗在内的各种干预手段的进展虽然值得期待，但它们仍然只能“治标”，而非“治本”。

“孩子其实最缺乏安全感，其安全感来自于家庭。然而，本应给予安全感的家人却破坏了他的安全感，对其伤害非常之大。解决问题的根源在于，家长一定要先理解孩子，共情孩子的内心，而非把孩子丢给医生，丢给老师；治不好是医生不好，学不好是老师不好。如果家长有这种执念，治疗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这段来自专业医生的呼吁，希望各位家长能够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