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人文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化”倾向和“指标化评价”现象，已成为困扰中国人文学界的重要难题。如何尊重学科特性，优化体制环境，激发个体才智，培育杰出人才，亟待更多的反思和讨论。王汎森先生在《天才为何成群地来》一书中给出了他的答案。

关键词：杰出人才 人文学危机 指标化

10多年前，历史学家、时任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王汎森先生，在《南方周末》（2008年12月3日）发表了《天才为何成群地来》这篇名文。称它有名，乃因在当时新媒体时代尚未大规模来临、纸质媒介仍是知识分子人文思想交流重要阵地的年代，此文一出，旋即引发广泛瞩目。那种关注，远非时下读者在网络上打开一篇文章之后，或是随手“点赞”或是跟风“转发”所造成的“流量幻象”，而是切实进入作者的思考视域，切磋琢磨，追古观今，力求解答那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共同问题。

2019年8月，汇录了王汎森先生21世纪以来部分随笔、访谈文字（共29篇）的集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所取书名正来自上面那篇文章。根据作者的解说，他原来拟设书名为《人文学的危机》，乃因这些文章有一大部分与当代学术发展及人文氛围有关。后来因编者建议，方“从善如流”，取名《天才为何成群地来》。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关于“天才”的这个发问确有其持久影响力和号召力。而通过笔者拜读全书后的总体理解，正是因为人文学危机的出现、凸显、延续乃至日益严峻，才反向提出了另外一个议题，那就是今日环境下（不只是人文学科，也不只是中国学界），天才为何不再成群地来了？因此，两个备选书名在无形之中实有其密切的内在关联。

一、“问医”：天才为何成群地来？

书名中这句响亮的口号，出自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鲁伯（Alfred L.Kroeber），但不可否认，正是经过王汎森先生的引介和发挥，才使它从人类学本专业的术语成为中文学界众多领域反省自身时频加使用的一个话语。天才或者说杰出人才的集中涌现，牵涉出如何营造良好学术环境的问题。在书中，作者举了英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例子，这位据称是当时人类最有智慧的人，现实中似乎总有参加不完的宴会，殊不知这可能是他“萌发新思想的场合”。同样的案例，如19世纪维也纳的咖啡馆，俄国以别林斯基（V.G.Belinsky）为中心的文艺圈，莫不是在思想交流中碰撞出火花，即一群人共同做学问，并把一个人顶上去。王先生对此评价说：“凡是一个学派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时，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着‘白首太玄经’的工作，同时不拘形式地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对话。”

我们在分析一位学人、一个学派的成长发展时，往往会很自然地注意到其师承脉络，尤其他们纵向的知识来源与理论根基，但对来自横向的启迪和提升则着墨不多。如果把学人纵向的知识汲养比喻成一只鸟在笼中受到的喂食和哺育，那么真正决定其出笼之后能够飞多高、飞多远的因素，恰恰可能来自其飞翔途中同行的伙伴能不能互相砥砺与振奋。毕竟，个体的人无论多么聪慧和勤奋，其知识、思维的广度与深度总会是有限的。“四两拨千斤”式的一句点化，往往可以起到醍醐灌顶之效，人们常说“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也是这个道理。目前的问题是，在学界秩序时显错乱、学术规范虽倡犹失的环境下，能否遇到那个善意给予“一席话”的人，恐怕还大可怀疑。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一些例外。

最近20多年间，以中国历史和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区域社会史取得了学界瞩目的突出成绩，尤为代表者乃是被冠以“华南学派”之称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提及“华南学派”主要学者，我们总会列出一串名单，如科大卫、刘志伟、陈春声、赵世瑜、郑振满、萧凤霞等海内外学者，并把他们追溯到梁方仲、傅衣凌等社会经济史研究前辈和中山大学等高校的人类学、民俗学传统。但正如大家已经注意到，上述每个人的研究领域并不完全一致，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也常常互有差别和争论。这样一群学者，却共享学界赠予的同一个标签（尽管当事人并不以此自称），或许正在于他们之间的不同，而不是或不仅仅是彼此间的相同与相近。有了不同，才能对话，有了对话，才有机会“争吵”，并在这种“争吵”过程中，寻求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更加包容性、更具合理性的阐释。

毫无疑问，这种共同研究、共同进步、寻求共性而又不抑制个性的前提，端赖于王汎森也提到的竞争、健康的合作关系。当然，这只是其中条件之一，毕竟良好学术环境的营造乃是全方位、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如果我们把王先生这篇文章的发问看成一个“问医”命题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把脉”“开方”等环节更应进一步追索和探求。

二、“把脉”：人文学科的危机！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经历了从传统四部之学向现代专业分科体制的巨大转变。在此转型过程中，一大批融通中西的知识人扮演起中国现代学术奠基人的角色。王汎森先生在很早前就曾比较过胡适、傅斯年、顾颉刚、李济等集中出现的近代学人，他们奠定了此后百年中国文史学科的诸多“范式化”研究路径，印证着“天才成群地来”的现象。然而，受时势、政局等影响，中国的学术发展一度遭遇过严重断层和倒退。如今更为严峻的是，出现了一个全球性的普遍现象，即人文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摧毁着天才成群而来的生长土壤，更使人文学的存在意义和内在价值受到了相当质疑。

人文学的危机，突出表现在其“自然科学化”倾向和“指标化评价”两方面。前者是指人们常常把史学、哲学等人文专业与自然科学等同视之，希望从中寻找普适性的通则或规律性的定例，进而方便应用至实际操作层面。学习人文学科的人，恐怕最尴尬也是最头痛的一个问题，便是经常会遇到有人问：“学这个东西有什么用？”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名著《为历史学辩护》，就是在儿子追问“学历史有什么用”的刺激下写成的。杨念群师亦曾在课堂内外遭遇过学生的相同发问，他认为倘若老是“用这种功利心而不是某种释然的心态去读史”“用物质和实用的标准给成功披上华丽的外衣”，那真是映衬了我们教育的失败，也是我们生活缺乏诗意的原因。所以，应学会持有某种“无用之用”的人生态度去读书、问学、立身、处世。

“无用是为大用”的思想，同样贯穿于王汎森先生该书探讨人文学处境和价值的几篇文字之中。这一点，颇类似于中国传统社会借学校以养士的人才培养观念和实践。如果说通过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学习可以陶冶心智，进而提升人们的审美情操和立身态度尚显虚幻的话，那么恐怕没有人会否认，知识的汲取与储备可以起到智库备用的长远功效。毕竟，经世致用是中国古典经史之学的一个悠久传统。王先生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傅斯年先生的《性命古训辨证》书里曾提到周初人文精神的跃动，后来徐复观先生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里面接着有一篇《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跃动》；再到后来，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的某次报告中也用了“人文精神跃动”之类的话。这里面的接力影响和关联，委实值得细细琢磨。

这种春风化雨般的精神浸润与传递，在理工科等自然科学兴起和独大后，早已开始经受持续挑战，也是目前亟待重提和唤醒的一点。不仅在作者笔下近一二十年间的台湾，包括在今日大陆的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由人文学科背景的学者出任最高管理人乃是个案，那么这对校园和社会人文氛围的影响自然并不有利。如王先生所分析：“科学家们取代了人文学者，成为社会的主导者，大抵而言，他们不会打压人文，但问题是他们有隔膜，所做的决定往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在大学里，人文学者往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为人文学科的特殊性说明、辩解，这是很可虑的现象。”

人文学危机的另一表现，是指标化评价尺度泛滥。任何一门学问均有其属性和特点，当然也就难以用同一指标和尺度去衡量其高下优劣。这就好比，我们无法说一位文字学者识别出一个甲骨文字，比起一位生物学家解决了人体细胞结构的某个问题，到底谁的贡献更大。曾有学者就批评说：“不少地方把一个人的各种学术成果统统折合成‘工分’加以衡量比较。多发表一篇文章就多两分；某甲的书比某乙的书早出版一年，也可以因此多得两分。但是一个写了八篇文章的人，就一定比只写过六篇的人水平更高吗？一本早出两年的书，其评价就必定应当高于比它晚出的书吗？”略显无奈的是，即便时至今日，学术评价体系仍然在朝着唯数量化方向发展。

在为本书新写的《人文学科的危机》一文中，王先生特意指出：“过去十五年整个东亚都进入了‘指标化运动’的时期，不但引进西方的指标（这些指标在西方学术界并不被重视——原注），同时也创造自己的指标。”身在高校等科研机构工作的人，恐怕没有不熟悉本单位、本领域的所谓期刊等级、影响因子等种种量化标准：是属于SSCI,还是SCI，抑或是CSSCI；是列入“顶级”“权威”“核心”，还是“重要”“一般”“普通”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从学术委员会到学界同行及至学者本人，大家翻看一篇文章时，似乎首先关注其发表刊物的名称和等级，其次才是文章题目和摘要，再往后排才轮到它具体写了什么内容，解决了什么问题，做了多大贡献。背后的逻辑，变成了“发表期刊好＝文章质量高”。当然我们不否认，业内重要学术期刊登载的论文一般而言质量不会太差，但“唯论文”“唯期刊”“只重衣衫不重人”等倾向带来的弊病也不容掩盖。从学者角度来说，这是职称晋升和奖项评选时的游戏规则，非照此执行则很难从中谋生获利；从管理者角度看，此举是尽量将本单位的学者放进同一“笼”中，力求拿出公平、公正的评判办法。各有各的立场，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近年来好像又出现了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缘何如此呢？

应该看到，每项评价指标的制定，都是高校管理部门因应综合排名、影响系数等需要而量身出台的。这种评价又直接关系到高校的诸多切身利益，比如，社会名声、经费数额、招生质量等。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把这些评价指标“摊派”至每位教师身上，具体化为每年完成相应数量的科研任务，由此催生出“预聘制”“非升即走”等当下人们耳熟能详的新词语。某种程度上说，高校为不同层次的教师制定相应考核任务，有其一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因为既然已经从事教研工作，就理应怀着对这份职业的崇敬与热爱，尽自己所能来推进所在研究领域的发展。对此，王汎森先生也说，作为一个学者，有两个感觉最重要——责任感与罪恶感：“你一定要有很强的责任感，去写出好的东西，如果责任感还不够，还要有一个罪恶感，你会觉得如果今天没有好好做几小时的工作的话，会有很大的罪恶感。”

这是从学者本人的觉悟和自律而论，但因为每个人的自我约束程度不一，便需要有外在的、制度化的考评和促进措施，也相伴而来另外一个问题，即不应无差别地对待每一个学科和每一个人。尤其人文学科，是特别讲究积累和沉淀的学问，一些思想的出现，与学者本人年岁阅历增长和人生感悟提升密不可分。如果也全部都用期刊等级、量化产出等标准去评判，则很可能会因为拔苗助长而得不偿失。归根结底，还是应该对人文学科的重要性、特殊性给予充分关注。王先生下面这段话就值得仔细回味：“人文学是一笔丰富的遗产，它有许多现实的用处，不能因为从表面看来似乎无用而任意抹杀。它是我们思考生活、批判现实的资源，它点染了我们的生命，使得它具有丰富而多样性的意义。如果没有人文，我们只有‘生存’，没有‘生活’。”

三、“求方”：学术需要什么？

在王先生这部随笔集中，有不少篇章或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学术需要什么”的问题，我们姑且称之为在“问医”“把脉”之后的“求方”阶段。最相关的一篇，是他与《时代周报》记者李怀宇先生的一次访谈，标题就明确昭示了其所给答案——“学术需要时间和自由”。我们且先听他怎样讲：“光有研究经费还不够，要有充足的时间和自由，人文才可以提升。我觉得亚洲的学术界，都在僵硬的指标下激烈竞争而剥夺了学者的时间，而且太多审查、评鉴，以为学问是可以从此刻预测的，这里面不留下一点雅量的空间。真正有价值的学问是没有地图的旅程。”

科研工作者给外界的印象，好像总是很轻松，甚至是清闲：不用坐班打卡，时间相对自由，寒暑假期漫长，外出考察还有科研经费，不像其他群体那样任务繁重、压力缠身。这些错觉和误解折射出校园与社会的某种脱节，而且还可能由此蔓延至高校管理者的认识之中，从而影响到相关管理、服务政策的出台与施行。一个讽刺性的例子是，在当前学术运作体系下，一位学者已经不能仅满足于自身的那些专业研究，还要具备相当程度的财务基础知识和电脑操作技能，以应付各种票据报销、表格填写等杂务。

王汎森先生提倡的治学方式是“没有地图的旅程”，这也是本书所收一篇文章的题名。在这篇文章中，他举了日本首位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汤川秀树的例子。汤川的兴趣不仅有本专业的“介子”理论，还涉猎《庄子》《左传》之类的中国古籍研究，兼得科学与人文双重滋养；他不只长年生活在静谧的京都，还感受着来自大阪的高度“动”的环境对心灵的刺激。这种看似自由的漫步，却是“孤独的旅行者在未知的地方摸索”。王汎森由此得出观察说：“许多（并不是全部——原注）创新性的研究是没有地图的旅行，在研究一开始并不一定能预测后来的结果，因此目前对各种‘研究计划’内容的要求，便应该有一些雅量，有一些空间，容许‘没有地图的旅行’。这不应该成为懒惰的借口，但是或多或少容许人们在不知名的地域上漫步、探索，是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反之，过多地强加一些预设性、计划性的要求和指标，恰恰可能为学术研究套上层层枷锁，即便能够催生出批量的知识产品，也很难酝酿那种脱颖而出的天才之作。

同样的关怀，还可以呼应我们前文所讨论的学问“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的话题。一门无形的学问和一所有形的大学一样，其使命“固然应该随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有所扩大或添增，但转化、扩大、添增，并不必然要放弃它的本质与使命，也就是说‘产业’或‘创业创新’的任务，是可以很自然地添加上去，但又不必说整个大学的存在就是为了这个”。尤其人文学科，本来就不像经、管、法、商或理、工、化、生那样，能够迅速、直接地进入应用或生产领域。如果也一味强调“效益转化”，喊着“保产增收”，无疑会给学科发展带来致命损伤。王汎森先生把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名言“真正的教会是看不见的教会”，引申到学术领域，改为“真正的哈佛是看不见的哈佛”，或也可以说成“真正的大学是看不见的大学”，即“不是技转的多少，不是成立几家公司，而是思想的陶冶或哺育丰富多样富有生命力的理想等看不见的东西”。对于一门学科、一种学问如何健康地向前发展，显然不只是争取时间与自由就能解决，也不见得仅通过学者发出危机警告便能够唤起关注，而是有赖于全社会多个层面的对话与沟通，共商改进之道，并下大力气切实去做，才可能培育出丰沃的土壤环境。

在这部字数不多的随笔集中，王先生还抛出了一个又一个可以进行不断深思的话题。例如，怎样理解章太炎所说学术事业中“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关系？数字时代来临后，如何在知识海洋中把握最精华的那部分？经典著作的价值在哪？包括对老师辈像余英时、牟复礼、杜希德等先生，描述他们的为人、处世、治学等相关细节，盖也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有趣的学林掌故，还能从中读出人文精神的传递和浸润是如此奇妙无比。

顺便可以稍加引申一点，师生关系这一对本来极富温情和纯真的“后天关系”，近年来却不时出现信任危机，不能不令人忧虑和反省：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在这本书中，王汎森针对师生有过一段“月印万川”的比喻，他说：“对于‘月’而言，任何一条河川，只是千千万万条河川之一；但对于万川而言，‘月’就只有一个。我只是师长们所教过的无数学生中的一个，我不可能对他们有过任何影响，但他们却在我身上烙下一些印痕，长长久久。”作者此处的描述应该说不乏谦逊之处，因为月光往往也正是有了万川的返照，才益显皎洁。我们若将“月印万川”四个字进一步拓展，难道不也有助于去重新构筑人文精神中那些最朴实却也是最美好的价值观念吗？

在为本书所写“后记”中，王先生再次呼应了书名“天才为何成群地来”这一发问。他观察指出，杰出人才的出现应该有这样几个条件：物质条件与心理素质的强大支持，群聚效应，“带跑者”所发挥的效应，还有同侪之间健康的竞争兼合作关系的激发等。循此提示，当我们环顾四周，感叹“天才为何不再成群地来”时，或许也可以反省是上面哪些环节出了问题。这种检讨，正是未来寻求有效解决之道的一个起点。